派出所什么时候成了最苦逼的单位？

知乎上关于派出所有个形象的比喻：

说警察面对各种麻烦就像是抗洪，领导就是坐在指挥部里的指挥员，机关民警就像帮助群众撤退的警察，巡警、刑警等等警种就像扛麻袋的武警官兵。而派出所民警就是扔到水里堵口子的麻袋。

这个比喻让我会心一笑。但细想想又让人心酸，什么时候派出所成了最无足轻重又须臾离不开的“麻袋”了？

在我刚参加工作时，觉得派出所还是一个很牛的单位——当年社会上的三教九流，谁要是认识一个警察朋友，特别是基层派出所的警察都是脸上很有光彩的事。仿佛认识了一个警察，就找到了一个靠山，家里的大事小情都会去找这个警察出出主意，甚至帮忙。

小区里住个警察，全小区的人睡觉都很踏实。

那时不仅是乡村，城市里大多数人住的也是平房，警察和辖区的居民都很熟络，谁家的门都敲得开，谁家来了什么人，谁家添置了什么物件，都门儿清。老百姓有点什么事也乐意找警察商量，参谋参谋，拿个主意。

我就亲历过这样一件事：

有一年在一个乡村派出所锻炼，有一天，张三家的牛丢了。几天后在另一个村的李四家找到了。张三上门去要牛，李四不给，说牛是自己的。这牛也不会说话，身上也没有什么特殊标记，俩人争执不下，就报了警。

带我出警的是个老警察，一辈子工作在乡下。先问清原因，是不是偷的，再问问村里的人，李四家确实也有头牛，巧的是这头牛长相和李四家牛几乎一模一样，村民也分辨不清。

两个人争执不下，怎么办？我那时刚走出校门，遇到这样的事，一头雾水。

老警察有办法。把牛牵到两个村子中间的位置，距离两个村远近都差不多，把牛绳往牛背上一扔，让牛自己走。老警察和所有看热闹的一大帮人远远地跟着。

所谓老牛识途大约就是这个道理。这牛一边慢悠悠地啃着草，一边往张三家就走。进村、进胡同、进院门、进牛棚，不是自己家的牛绝对不会这么熟悉。

事情一目了然。李四还想找托词，老警察一顿训斥，说要不是看在乡里乡邻的份上，今天就拘了你……

然后告诉李四，今天你去买几瓶酒，算是赔个不是，晚上到张三家喝点，两家别为这个事伤了和气。我陪着。

那晚上，我跟着老警察喝了一顿大酒，时过二十多年，依然记得老警的智慧。

其实这种出警的过程就是一个警情的处置过程，不符合各项规定，但有人情味。如果放到现在，警察只能告诉张三，不能暴力讨牛，不要有违法行为，如果你认为这牛是你的，你可以去人民法院进行民事诉讼。这样的处置，大约没有人会满意。当年的处理方式不合法，但是有正义、有效率、有效果。

换到现在，警察还敢接受当事人宴请，估计警服真的让人给扒了。

可是现在，像当年这种警民鱼水深情的故事也少了。

随着时代的发展，各种居民的求助多了起来，而社会各部门的服务完全跟不上。大约是1996年前后，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开始作出承诺：“有警必接、有难必帮、有险必救、有求必应”。“四有四必”的出发点肯定是好的，可也缺少必要的论证，此后不久全国各级公安机关也开始推行。

从此，原本属于匪警的110报警电话，大多时候成了“求助警”，而且很多时候是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警。

比如，某派出所民警接110报警，迅速赶到当地一户人家。这家的主人因年事已高，有高血压、心脏病，上厕所时站不起来了，老伴怕出事，便报了警。民警扶他起来后，听说他儿子就住在楼上。问他为何不喊儿子，老人答道：儿子上夜班，在睡觉。还有一天凌晨，接到一位女士的求助电话，说家里有只蝙蝠在飞，她非常害怕。一位民警接到指令，赶到她家，用扇子扑了一个半小时，才将蝙蝠捉住。

另外，还有一些市民把“110”当成是自家的保安、秘书和保姆，要求送盒饭、扛煤气包。家中明明有年轻男性家属，非要让“110”民警背病重的老人下楼，并让民警开车送到医院等怪现象屡见不鲜。

而为了保证服务效果，公安机关不待扬鞭自奋蹄，往往后面还有一大堆的追责条款。被基层民警一直诟病的“从严待警一本书、从优待警一张纸”也就从此形成。

更有甚者，1997年，毫无抢险救援经验的辽宁本溪110出警民警张国成爬高楼为老百姓开门，不幸堕落牺牲......

派出所也许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了“麻袋”一样的生活。

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，经济的调整、社会地位的分化、思想观念的变革、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兴起，人们对权利的观念变得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变幻莫测，维稳和舆论场成了左右警察最大的权利砝码。

现在西方民主学者、传统政治家、公知、90后/00后、记者、公务员、商人、自由职业者每天在媒体上吵成一团，没人知道谁对谁错。

处于改革阵痛期的派出所民警就像圈进了一场漩涡，不知道怎么干才对。

东西方不同的法治观念，越来越强势的舆论影响，随经济发展而重新结构的道德理念的几方角力，造成了如今派出所的同僚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。

派出所的迷惘其实是所有警察的一个缩影。

国际上曾有一个观点：

当一个国家国民人均收入由3000美元向10000美元的过度阶段，是社会结构的重新组合，是一个充满社会风险的阶段。恰恰幸运或不幸运的是，我们国家从本世纪初开始，正处于这个“中等收入陷阱”阶段。这个阶段注定了中国警察是世界上最忙碌、最辛苦的警察，他们要处理各式各样的社会矛盾。

举个最简单的例子：你辖区有个不稳定人员，国家有重大活动时，需要稳定在当地。而这个人员却吃惯了闹事的好处，凡国家重大活动，一闹保准有好处。警察怎么办？只能24小时跟着，出门跟着，不出门就守在人家门口，晚上抱个凉席蜷缩在人家门口。夏天蚊虫叮咬，忍一忍就过去了，可冬天呢？

尤其是重大敏感时期，脱离视线你猜你会不会被追责？

再比如警民发生冲突时，民警可以采取什么手段？几百个群众围堵某部门，民警出现场，人家老百姓脑袋伸到你怀里，旁边有人用手机拍着你，人家不动手，你敢动手吗？动手试试——安徽六安的教训还不够吗？

你还真当你是美国警察？手一指就全趴下！

美国是小公安局，大警察，每个警察的执法权力极大。我国是大公安局小警察。公安局无所不能，什么都管，什么东西都和公安局能沾上边。但警察出事，领导思维一定是先把小民警推出去。

所以基层民警是一道用身躯铸就的人肉长城，挡在各种矛盾中间。

再比如群众丢了手机或电动车被盗了，匆匆忙忙来派出所报案，求助警察赶紧给定位，找回东西。

可实事求是地说：在中国几乎没有派出所有手机定位系统。手机定位是有严格审批的，不仅要立案，还要符合《刑诉法》第一百四十八条的严格规定：公安机关在立案后，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、恐怖活动犯罪、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、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，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，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，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。

而且很多群众来报警手机丢失，并不是被盗，而是丢在了出租车上，忘在了饭店里，落在了公园中，这样的情况，属于个人遗失，根本无法立案，更不要谈定位找手机了。

所以，群众来求助警察定位找手机，一部分不属于案件，连申请的资格都没有，一部分是案件，但派出所根本没有设备和权限。但在群众看来，派出所做个笔录就让走了，日后申请定位的手续能不能批谁也不知道，批不了，基层派出所也无能为力，但是群众知道的只是我向派出所报的案，我管你找谁审批，反正是派出所没回音了，警察就是不作为！

更有甚者，执法被舆论绑架，民警怎么干也不知道对错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挨处分。

比如最近的西安一个研究生和网约出租车司机发生了肢体冲突，相互有伤，研究生被打得重了些，双方被带到了雁塔分局的派出所。警察先让他们去医院，然后在派出所接受调查。后来，研究生说自己的电脑在现场没了，民警也没找到。

再后来，研究生的家人来了，对着民警的脸就是一个劲儿地拍摄。民警不干了，和研究生家人有言语上的冲突。研究生家人把视频发到网上，这下西安公安紧张了。

工作组调查，有了调查结论，但这个结论出乎许多人的意料：

第一，网约司机被刑事拘留；第二，办案民警被停止执行职务，党内警告处分，取消当年奖金；第三，丢失的笔记本照价赔偿；第四，办案民警向被打学生道歉，并获得当事人及家属谅解。

这个怎么看处理结果都是匪夷所思的决定，然而就这么定了。

这个事放到另一个地区，可能是另一种处理结果。因为不同地区不同执政者理念不同，很可能干同一件事儿就会造成不同的后果。

领导出于“大局”的考虑，只能牺牲小你，完成大我。

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，不知啥时候啥原因就会被追责，基层民警的现状大抵如此。

“上面千根针、下边一根线”，很多警务工作都必须是通过基层公安派出所来实现的。现在全国新一轮的“放管服”改革开始了，国家会根据民生需要出台更多的惠民政策，派出所的工作量只会增不会减。

当我们国家还没有走出“中等收入国家陷阱”的时候，派出所警察的苦逼日子注定还要继续走下去。

辛苦了，我的基层派出所弟兄！

（图片选自网络，与内文无关）

来源丨一只有思想的乌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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